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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辩护律师陈有西在辩论中也愤慨地回应公诉人的指责，认为她法律审判已经输光，想进行道德审判，想通过进一步贬损李庄的人格来达到目的，是一种很恶劣的公诉方法，是黔驴技穷的表现。

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疑点的出现，一个又一个陪审团成员被说服，最终，1：11的局面被扭转为了12：0。一天，我和一位美国律师共进晚餐，席间他几乎一直在用同情地目光注视着我，看得出他很愿意帮助我，但又茫然无措。

网络上，跟随在孔教授的发言后面的是众人们的腾腾杀气和阵阵狂欢。于是，这十一个人中有些人开始愤怒了，他们当中有人想着早点去看球赛，有的人急着想去看股市行情，有人想去尽快推销自己公司的产品，也有人随大流完全没有主见，他们大都希望随便举手表决一下就结束无聊的讨论，然后尽快离开这个闷热得让人难忍的休息室。顺便说句题外话，如果孔教授真的具备凭借一个人的长相和气质来辨别罪犯的特异功能，那么，我们的公检法就索性关门罢了，就连美国法庭的陪审团也解散罢了。但是，孔庆东作为一位在北京大学教书的高级知识动物，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说他长的是典型的杀人犯的那种面孔以及满门抄斩这等话语，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不胜唏嘘。他对我说，攻读法律学科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一个母语不是英文的外国人怎么能扛得下来呢？他非常善意地告诉我一个理解美国法律制度的捷径 —— 建议我一定要去看几部经典的美国法庭电影。

陪审团休息室里的十一个人判定一个小孩杀父有罪，但有一个人以"合理怀疑"的态度投了not guilty（无罪）的一票。由12个男人组成的陪审团需要对一个涉嫌杀害自己父亲的男孩子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将妇女、儿童进行买卖，实际上是把它们当作了商品，损害了其做人的基本尊严和人身自由。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2010年1月至7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已达1233件，审结1060件，收、结案数量比2009年同期分别上升了45.23%和32.43%。以上的建议条款中，对于一般情况，判处死刑，可以是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但是，应当看到的是，由于刑罚只能由立法机关确定，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刑罚过轻的现状。

但是法定刑只有上述建议的规定才能体现刑罚的报应与预防的目的，才能实现社会正义、有效预防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拐卖妇女、儿童罪发案率高、破案率低。总的结论是：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一般应当处以死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处没收财产：（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立法是到修改的时候了。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我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刑罚过轻，还可以从另一个罪的比较看出：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看看那些残忍、麻木的人贩子的面孔和撕心裂肺的受害人的惨状，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道。

早在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为期5年。基于以上原因，我主张，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一般应当处以死刑，有特殊情节的，才可以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减轻处罚。

拐卖妇女、儿童罪一般应当处以死刑，符合罪刑相当原则、能够有效地防止犯罪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实，人怕死的本性使死刑具有威慑力，这其实是不需要经过论证的简单常识。

）制订了一系列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措施和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措施。一个人的被拐卖，对于一个家庭，导致的是苦苦寻找、日夜牵挂，绝大多数受害家庭因其成员失踪导致亲属早亡、家财散心、心理和生理上生不如死。每提重刑，又有痴人说梦般的死刑废除主义者要出来批驳了：死刑不人道、我们要宽容、要以德报怨、国家不能杀人，如此等等。在数量决定处罚的问题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应当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贩毒50克可以处死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自1990年至今，我国已经组织开展了5次大规模的打拐专项行动。

即使是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也可能因为是聋哑人或者盲人犯罪、预备犯、犯罪中止、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自首犯罪分子其犯罪较轻、有重大立功表现、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在国外犯罪并已在国外受过刑罚处罚等原因而免除或者减轻处罚。每次从媒体上看到因拐卖妇女儿童而引起的人间悲剧，我就想到了我经常批判的我国刑法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从罪名而论，有24项暴力犯罪、31项非暴力犯罪涉及死刑。把死刑加入这个计算，道理也是一样。

简单地枪毙了事，等于忽视了犯罪的复杂性、推卸了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网络民意所表现出来的公民责任、公共意识、平等观念、法制精神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它甚至会逐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

按照上面的计算，如果发现和惩处贪官的概率是50%，那么判刑两年的威慑效果也远远高于被抓概率为1%、却判刑10年的威慑效果。承办法官严格遵守司法程序、依照证据和法律、独立作出判决这件事，在贪官的案件上几乎不存在(在其他案件上是否存在，不好说)。关于司法和民意的种种纠结之处，我曾在《镜城突围》中有过耐心的分析。如果伸手必被捉，怎么可能让贪官发展到那种耸人听闻的程度呢?媒体、选民、检察官又不是吃干饭的。

滚滚人头落地的同时，各级干部们似乎前腐后继，越反越贪，可谓官不畏死。这里的人指的是纳税人。

腐败官员在忏悔的时候，往往都有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思想和学习，放松了世界观改造的句式，并且把这当作从国家干部到贪污受贿罪犯的主因。但在实践中，对腐败的刑罚是典型的厉而不严：抓得少，判得重;多数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少数被抓住的算倒霉，这既达不到威慑效果，也伤害法律本身的威严。

那么对贪官的死刑究竟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判处贪官死刑，要依照法律、国际人权标准、民意还有些别的东西?严格地说，在处理贪官的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司法，只有政法。如果按照胡星斗教授的估计，贪官被逮住的概率大约百分之一，那么他的收益仍然比成本高10倍，他在接受贿赂时并不会有太多犹豫。

其实在健康的体制下，是不会动辄发现贪污受贿几千万几个亿的巨贪的。但民众的质疑背后有着更复杂的历史和制度因素。在腐败问题和死刑问题上，民众越来越成为政治博弈中不可忽略的一方。人们会问，减少死刑、国际潮流之类的东西，为什么首先受益的，是腐败分子?就像当年的刘涌案一样，人们会问：凭什么首先在黑社会头子的案件中来确立什么劳什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平头百姓被刑讯逼供的案件里，你们这些法官、学者怎么不想着来确立这个先例?其实，确立这项证据规则，得到最大好处的，绝不是什么黑社会头子，而是普通民众，是佘祥林和胥敬祥们。

不过因为人只能死一次，一旦腐败到了可能判死刑的数额，继续贪污受贿的边际成本变得极低，贪官将会无所顾忌。绝大多数死刑专家都怀疑死刑的威慑作用，但事情可能更糟：某些特定的法律环境下，死刑甚至会激励犯罪。

就腐败犯罪而言，其社会因素、体制因素更加明显。顶多加一句法制观念淡薄，——我们这个奉唯物主义为圭臬的国度里，其实到处流淌着唯心主义。

谁给你机会去贪一个亿?在这种利害计算面前，甚至不用考虑什么政治家道德、信仰、思想教育之类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也是起作用的。来自人间苏杭的两位副市长姜人杰和许迈永被判死刑，人们拍手称快。